明代永乐年间，明成祖朱棣勤于政事，他鼓励臣下直言，择善而从，并能做到知人善任，量才使用，不计前嫌，赏罚分明，使当朝出现了许多能臣和名臣，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，百姓生活较为安定。
这一时期我国封建王朝朝政无壅蔽，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达到较好水平，使明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与明成祖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。
各取所长，量才适用
明成祖在选材时务求其精，但他清楚地知道，人无完人，故用人时要取其所长，量才适用。
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初，明成祖第一次开科取进士达472人。
永乐十年（1412年）2月，明成祖决定改变这种取士过多的做法，敕谕礼部臣说：“数科取士颇多，不免玉石杂进。
今取毋过百人，其务精择。
收散木累百，不若良才一株也。”
从此以后，永乐年间每科取士都在百人以内。
明成祖认为选材务求其精，但人各有所长，应各用其所长。
明成祖对礼部臣说：“用人之道，各取所长。
才优者使治事，德厚者令牧民。
盖有才者未必皆君子，有德者必不同小人，不可不察。”
明成祖还对礼部臣下说：“用人当量其才高下而任之。
譬若器焉，能容数石者投以数石，能容数斗者投以数斗，过则不可。
若以小才任大职则败事，以大才任小事则枉人，其精审之。”
在明代的典籍中，明成祖有关这类的言论俯拾皆是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对那些有功而才智不足的人，明成祖照常封赏，但不实授。
他的基本想法是，对待功臣可以让其生活优越，但治理国家，就要起用才干，不能让才智不足的功臣挡了才干的路。
正因为如此，当时一些有功的靖难臣下，官阶虽已升至都指挥，但仍在京担任一些并不显要的职务。
明成祖用人还有一个特点，即尽量地“录功而略过”
，不因小过废大才。
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5月，都督程达守边有过，按常律应正典刑。
明成祖念其偶然失事，且“其才足当一面”
，故予宽者，让他到云南西平侯沐晟那里立功赎罪。
明成祖为此事对左右的大臣说：“人孰无过？论小过而废大善，则为善者怠；亦孰无才，若录小才而免大恶，则为恶者肆。
故恶之难容者，乃不论其才；才有可用者，乃可略其过。
如此，则善善恶恶，皆不失矣。”
由此可以看出，明成祖能够从治国安邦的需要出发，爱惜干才，不因小过裁大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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